数据交易如何更规范高效（经济时评）******

　　数据交易场所为解决交易过程中的效率、合规、安全、信任等问题提供了重要平台。统筹构建规范高效的数据交易场所，将进一步促进数据合规高效流通使用，赋能实体经济，助力全体人民共享数字经济发展红利。

　　上海数据交易所日前正式运营，2022年试运行期间，其交易额超过1亿元，2023年有望突破10亿元。

　　2021年以来，国家相关政策、法律法规等密集出台，各地积极探索，截至2022年8月，已有40多家数据交易场所成立。数据交易场所建设如火如荼，为解决交易过程中的效率、合规、安全、信任等问题提供了重要平台，但也面临数据产权不清、新技术支撑不充分、出现同质化竞争苗头等情况，对此还需各个击破。

　　确权是基础。从实践来看，公共数据和个人数据的权属问题相对清晰，企业数据方面则较为复杂。当前，一些数据交易场所已逐步形成数据登记等确权模式，迈开了破解“确权难”的第一步。从长远来看，根据数据来源和数据生成特征，国家层面的公共数据、企业数据、个人数据分类分级确权授权制度亟待建立，通过分别界定数据生产、流通、使用过程中各参与方享有的合法权利，为激活数据要素价值创造和价值实现提供基础性制度保障。

　　技术是支撑。数据需要流通才会产生价值，但由于数据具有可复制性等特点，在交易中容易发生所有权交接不清楚、隐私泄露等问题，反而阻碍了流通。破解两难，技术支撑必不可少。在清洗加工等环节，针对交易数据尤其是高敏感度和高价值数据，可通过隐私计算来进行分析、建模。在数据调用等环节，区块链技术有利于实现全链条监管，上海数据交易所已经采用联盟链将与交易有关的信息存储在区块链节点中，提高了交易的安全可信度。在对数据泄露的溯源和追责方面，数据水印技术可将标识信息隐藏在结构化数据中，对溯源取证提供了有力支持。下一步，还需加大这些技术的研发创新、标准完善和应用推广，为数据流通插上安全的翅膀。

　　布局需优化。目前，华东、华南、华中地区的数据交易场所占比达70%，有的单一省份已设立了5家。为了避免区域分割和同质化竞争，主管部门需加强数据交易场所体系设计，统筹优化规划布局，引导多种类型的数据交易场所共同发展，构建多层次市场交易体系，推动区域性、行业性数据流通使用。数据交易场所自身也有必要找准优势，错位发展，提高数据要素供给数量和质量，延展出市场所需的数据产品和服务。

　　2022年12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提出，“统筹构建规范高效的数据交易场所”。随着参与交易的数据类别逐步扩大，数据交易产业链生态雏形初现，统筹构建规范高效的数据交易场所，将进一步促进数据合规高效流通使用，赋能实体经济，助力全体人民共享数字经济发展红利。（林 琳）

网络募捐不能违背公序良俗******

　　□ 金泽刚

　　近日，江秋莲与刘暖曦(曾用名：刘鑫)生命权纠纷案在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迎来终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暖曦需赔偿江秋莲各项经济损失49.6万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从法律上讲，该案已画上了句号，但案结事未了。随后刘暖曦通过微博就赔偿款发起网络募捐，引发很多网友愤慨。目前刘暖曦账号已被禁言。这起事件也引发了公众对网络募捐所涉法律问题的关注。

　　根据我国慈善法相关规定，慈善募捐，包括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开募捐和面向特定对象的定向募捐。由于慈善的公益特性，决定了自然人主体并不具备慈善募捐的资格，因此个人在微博就赔偿款进行募捐，呼吁网民进行打赏不属于慈善募捐的范畴。此类行为在性质上可定义为通过网络的个人求助行为。

　　对于他人发起的求助，社会大众或出于同情、怜悯等缘由而给予其物质帮助，这在性质上归属于民事赠与，对此，法律并未禁止。当然，民事法律行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求助人不得采取欺诈等方式向他人求助，以获得捐款，还应当遵照事先说明的用途使用募捐款项，否则构成民法上的“欺诈”，即诈捐，诈捐是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

　　与此同时，我国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就此案来说，法院的判决已明确了其中的是非曲直，也尊重了人民群众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念。司法判决弘扬的是人间正气，呼唤的是社会良知，热心助人者应该得到补偿和认同，自私冷漠者必须得到批评和惩罚。这不只是司法判决的法理所在，也是社会公序良俗的必然要求。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理解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的重要指引，即司法判决就应彰显公平正义，鞭挞丑恶自私。由此案说开，如果其他案件的当事人也因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美德的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而被法院判处承担赔偿责任，但又就赔偿款进行网络募捐，那么这一行为其实就是在向社会公序良俗发起挑战，在向社会主流价值观发起挑战，对此，相关网络平台要严格依据《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承担起相应的法律义务和社会责任，对相关当事人的一些偏激言论，乃至后续的网络募捐行为作出必要的限制和监管。

　　同现实生活中的“讨要”不同，网络属于虚拟空间，在网络上的“求助”不仅求助对象广泛，明显带有社会公共属性，而且便于美化自身角色，从而容易博取同情，进而获利。因此，对网络平台上的求助行为，特别是网络打赏等经济活动的监管亟待加强。对于是否将个人募捐求助纳入慈善法的规制范畴，值得进一步探讨。如果立法条件尚不成熟，亦可考虑在目前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中增设关于“网筹型个人求助”的内容，因为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慈善制度在外延上应当包括个人求助制度，个人求助的核心在于个人求助权利得到保障和实现。

　　无论如何，从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不是什么钱都能在网上“讨要”。网络求助同样应当遵循民事行为的基本准则，而且，网络求助应当留给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不能让网络平台为违法担责者博取同情、获取财物提供帮助。

　　(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教授，上海市嘉定区法学会副会长)